近日，一则关于河南省启动“人道屠宰”计划引发公众注目。从科学角度而言，“人道屠宰”是值得试验的。然而，依笔者看，与时下猪肉价格连续十周上涨的趋势相比，似乎“人道养猪”比人道屠宰更为迫切。

　　谓之“人道养猪”，也是基于“人道肉价”而言。媒体称时下猪肉价格太过“离谱”，因此，强烈要求实行“人道价格”。市场价值规律告诉人们，唯有生猪饲养量、上市量大幅回升，满足市场需求，猪肉价格才有可能实行“人道”。而生猪饲养量的回升，恐怕与猪农养猪积极性息息相关。这样，“人道养猪”的问题也成了顺其自然。

　　笔者之所以提出“人道养猪”问题，乃因近来来自广东东莞一则“禁猪令”。从2009年起，东莞所有农村一律不得养猪。此前东莞官方在解释“禁养令”搁出有一个理由称：东莞环境容量几趋窘迫，不堪承受，养猪业污染之重，并搁出一头猪排放的污染负荷相当于7至10个人排放的污染负荷。并说，现有75 万头生猪，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

　　然而，此理由似乎很难服众，原因也是路人皆知：所谓“猪污”一般表现为猪屎猪尿，这类“污”却不同于工业、尤其是电镀厂行业的“污”。“猪污” 是养塘鱼、浇灌农作物的有机肥料。在珠三角一带，过去养猪行业之所以能得到维持，往往是塘边建猪舍，塘基种蕉，用“猪污”养育塘中的鱼，而又用塘泥肥蕉。即使生猪市场行情波动，但许多时候是“生猪损失塘鱼补或香蕉补”。因此，所谓的“猪污”通过努力是能化污为宝的。而工业污水尤其是电镀工业污水就大不相同，工业污水所经之处，不是鱼死就是作物枯。因此，东莞官方把“猪污”与工业污染混为一谈，理所当然受到公众的质疑。令人玩味的是，受到公众抵制的东莞官方“禁猪令”为何被冠上“科学决策”？

　　谓之“科学决策”，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有着科学的依据，既有着专家们的集思广益，更有着公众的参与，通过民主形式形成的决策。在这里，科学家、专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固然重要，然而，公众的意见同样是不能忽视的。抛开了广大公众的意见形成的决策，决不是科学决策，而只能是官员的主观决定。而这种决定往往会给一个地方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就以东莞“禁猪令”为例。禁养猪尽管可能会减少乃至避免“猪污”，然而，由于生猪是农副产品之首，也是支撑肉价的支柱，一个地方可以不上一个工业企业，但一个地方民众不可以每天无肉供应。尽管东莞方面凭着财大气粗可以通过在邻市办起生猪饲养基地，但毕竟不是自己管辖的地方，不可能像辖地那样进行猪源调整。一旦猪肉供应中断，地方官员面临的就不仅是一个农副产品供应品种问题，而是吃饭问题，也就是“人道”问题。纵贯今年猪肉价格上涨带动其他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人们对发展养猪的重要性更有了几分迫切之感。今年温总理数度到基层访问猪农，考察猪肉供应，并主持制订发展养猪的几大措施更给全国各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科学执政的榜样。因此，面对一只猪就不那么简单。东莞官方的“禁猪令”恐怕与科学决策对不上号，也给公众有点不“人道”之感，而更像是官意决策。而今，在“禁猪令”下，东莞近来有五六十户每户投资几百万的养猪大户不得不对猪场进行迁址他县(见《广州日报》2007年12月17日)。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度发出“切实抓好‘菜篮子’产品生产”的号召(见2007年12月18日电)。而在12月11日，广东省政府分管副省长李容根针对东莞“禁猪令”问题公开称，城市应帮猪场有效搬到可以养猪的地方(见《南方日报》2007年12月12日)。

　　回味李副省长对东莞“禁猪令”的回应，人们也看到了中央和省领导层对农民养猪的实事求是态度和以人为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