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意义重大 必须消除盲目追求城市化而大规模地占用农民土地现象
主持人：徐部长已经是第三次到我们新华网来作客了，我记得前两次聊的也是粮食生产和安全问题，我记得您在上一次交流的过程中就谈到我国的耕地问题，因为粮食生产安全和耕地是有直接关系的。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了18亿亩的红线不能突破，我们国家著名的工程院院士袁隆平说过“耕地的持续减少仍然令我国粮食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之一”，所以今天的访谈中我肯定还会把耕地的问题提出来，您认为当前如何能保障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落实好我国的土地政策？
徐小青：
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从粮食生产角度、从资源的角度讲，十年前是19.53亿亩，2006年18.27亿亩，全体国民人均1.39，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4亩多地，我们只有三分之一，因为粮食产品的生产，农产品的生产主要是面积和单产，你单产高产量就多，如果你面积都保证不了，单产提高的幅度又没有那么快，那你总量就会出问题。我国单从耕地上讲是一个农业资源匮乏的国家，不要说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这样的资源大国相比，他们人均好几百公顷，即便是和日本、欧洲相比人均也是少的，咱们人均只有1.39亩。我们为什么说守18亿亩耕地呢？我们算一下，比如现在一个人是1.39亩，我们按13亿来算，如果按14亿，因为我们人口要增加，比如我们增长到14亿的时候人均就是1.28，增长到15亿的时候人均就是1.2亩左右，比如到16亿以后人均也就1.1亩左右了。因为你耕地减少的速度可能还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联合国有一个经验数据，就是根据现在的生产能力、自然条件来算的，0.8亩是一个警戒线，如果人均低于0.8亩的时候会出现生存上的危机。
我国2860个县级区划，其中有800个建城区，当然里面也有农业，但是不占大头，剩下2000多个县里面有三分之一的县人均就不足0.8亩，我今天看广东省的消息，广东省人均耕地0.4，浙江0.3，实际上它是耕地资源分配不均匀。但是从总体上讲人均的资源，人口在增加，人均资源越来越少，如果再任其减少的话，守不住耕地的警戒线，我们早晚得遇到生存危机，所追求的工业化也会随之失去基础，经济增长、劳动成果会因为生存危机而全部丧失掉。
所以我想耕地的意义太大了，必须消除盲目追求城市化，大规模地占用农民土地的现象。而且现在占的地都是好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占地就是太多了。当然，这是一个矛盾，你要城镇化你就得占，但是能不能少占？能不能代价高一点的占？能不能不占那些最好的地？咱们减少的这12400多万亩的耕地中有50%多是水稻地，这不仅仅是减少水稻的生产，而且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太大，这主要是在咱们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主持人：就是工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徐小青：
对，水田都给占了，实际上我想应该想得更远一点。我到日本看，日本以大米为主，他的自给率达到100%以上。他大米多的时候大米价格就要往下跌一点，那时他就要限制大米的生产，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呢？你这个地可以不种了，我给你补贴，但是你必须给我灌上水养着，非常重视保护耕地。他说你不种别的可以，但是这块水田你必须得给我养着。何况耕地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障粮食的供给，因为我们的资源太少。
刚才你谈到的比如农民土地权益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和我们占地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有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宪法规定，农业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双层经营的体制，家庭经营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农民承包农村集体的土地，这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利，我承包经营了这片土地，这个权利说白一点是一种物权，是一种财产权，就是说承包经营权是有物权性质的，是有财产权性质的，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工业化、城镇化等等，巧立名目占农民的地，往往侵害的就是农民的土地权。
刚才是从耕地上讲说我们的耕地资源越占越多，你利用得怎么样咱们也不知道。另一方面，这样的占用实际上是侵害农民的财产权，要保护它我想就是要依照法律，依照执行层面，坚决卡住这种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事情。
另外，还有一个扩大经营规模的问题，特别是大宗农产品有一个规模效应的问题，规模太小了成本太高，而且农业劳动力在转移，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大家也都在探索，小规模的经营能不能实现现代化。
比如经营权的流转，适度的规模经营，实际上我们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都是鼓励和提倡这种流转的。在这种流转过程中，包括经营体制创新要以尊重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为基础，不管怎么创新也不能侵犯他的这一权利。这是从两个层面保护农村土地和农民土地权益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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