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内涵早已发生实质性转变
在目前粮食供求相对紧缺阶段，理性评估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内涵的实质性转变具有积极意义。与历史时期粮食绝对紧缺匮乏如同高悬头顶的达摩棱斯克之剑危及国民基本食物安全不同，目前我国从总量供给角度保障粮食安全并不存在实质性困难，我国粮食安全基本内涵实际早已发生实质转变。过去三十年我国粮食生产持续趋势性增长，总产从1978年3.05亿吨增加到2007年5.02亿吨，增幅为64.5%，年均增长1.74%。由于相对价格回升激励，加上政府财政扶持政策鼓励，2004-2007四年粮食产量快速增长，增幅达16.4%。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传统农业资源持续向非农部门转移背景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在于农业科技和现代投入进步对农业的“反哺”贡献。化肥、电力等常规工业投入利用规模扩大，生物杂交育种技术和现代转基因技术等耕地替代农业科技的商业推广，为提高单位土地粮食和农产品产量提供了源泉。我国是塑料薄膜覆盖技术利用规模最大国家，这项看起来简单的农业技术增加了上亿亩耕地利用面积，几近抵消城市化对耕地的消耗规模。过去20多年我国农业机械化空前普及以及晚近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历史性改进，则为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农业生产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
现代技术和工业发展，通过提升饲料业效率和改进饲养管理方式，提升了动物产品如肉、蛋等传统动物产品生产效率，并促进与粮食生产资源投入竞争性较小动物产品生产。我国水产品人均产量从1980年4.6公斤，2006年增长到 40.4公斤，是改革初期10倍之巨。2006年我国人均牛奶产量为24.4公斤，是十年前5.4公斤的4.5倍。这类食物产品在消费方面对粮食具有较高替代性，然而在生产上与粮食具有较弱竞争性，在改善我国国民膳食结构同时，也对缓解粮食供求关系做出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实行市场化取向改革方针和政策，调动农民和相关企业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对现代农业科技进步提供的盈利机遇做出分散反应，是我们根本解决传统粮食安全的供给面基本条件之一。没有适当的体制保证，现代技术不会自动转变为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粮食安全问题实质性解决，是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体制选择实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最大实惠。这一成就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
传统粮食安全得到解决的需求面基本原因，在于人口增长速度放慢和收入增长与粮食消费联系弱化，导致粮食趋势增长显著低于此前预测水平。收入和人口增长是推动粮食消费需求增加的两个基本变量。由于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粮食消费需求随收入上升而增长的势头比较早时期预测结果显著减弱。例如我国过去20多年间人均收入水平增加了八、九倍，然而人均粮食消费量仅增加了13%。计算结果显示，粮食消费近似收入弹性趋势值从上世纪80年代前期0.3上下持续下降，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接近于零，近年进入负值范围。
从人口增长角度看，人口专家估计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时可能是14.5-15.0亿，比目前13.1亿人口增加约10-15%，显著低于较早时期预测的16 亿甚至更多人口数。从人口结构角度看，我国人口快速老龄化趋势会对粮食需求产生抑制作用。如果对粮食非食物用途需求不至于大幅增长，我国未来粮食消费需求总量趋势值大概会见顶于5.5-5.8亿吨，上限很难超过6.0亿吨。上世纪90年代有关我国未来粮食供求关系提出各种预测，认为我国到2030年预测粮食需求总量少则6亿多吨，多则9亿多吨。结合考察最新经验证据，我国未来粮食需求峰值可能显著低于十多年前绝大部分预测结果。
虽然我国传统粮食安全问题早已解决，新一代粮食和食物安全问题仍然尖锐、紧迫并具有挑战性，并需要新组合政策加以应对。要重视粮食生产科技投入，在积极推进界定农地产交易权以建立城市化背景下土地资源市场配置机制同时，重视保护基本农田资源和提升粮食增产能力。要积极应对粮食生产化肥投入以及水产品养殖对环境污染压力，应对饲养业集约化转型中对防治疫情等公共品服务投入新需求。要重新审视新环境下政府参与粮食流通的职能定位，在国家保持足够安全储备同时，鼓励企业更多参与粮食批发和库存的商业运作。还可以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制度建设场合积极推进粮食贸易自由化，通过建立国际新规则规范各国粮食贸易政策以提升国际市场稳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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