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通胀根源及其与粮价互动关系
通货膨胀结构论与总量论各有其逻辑依据和不同政策含义，需要结合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具体考察评估。研究有关经验证据可以发现，虽然结构性根源说具有一定解释功能，新一轮通胀主要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期总需求较快增长以及货币扩张过多。从政策角度看，需要是在坚持市场化取向改革立场前提下，主要通过采用货币控制等总量性手段，辅之以财政政策和其他结构性调整政策，以求达到切实有效治理之成效。
结构性解释观点强调猪肉涨价、雪灾冲击以及国际粮价和资源品价格上升影响。受到2006年蓝耳病疫情爆发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等方面原因，我国猪肉价格2007年夏季前后大幅飙升，全年猪肉价格涨幅近一半。由于很多商品劳务短期通常不同程度存在名义价格下调阻力，猪肉价格飙升冲击显著提升一般物价。考虑居民消费支出中猪肉所占比重，这一因素大概能解释1.5个百分点CPI上涨。2008年初雪灾仅限南方局部且时间较短，成本推动通胀效果应较小。
国际粮食和大宗资源品涨价输入通胀观点需要进一步探讨。前面提到由于周期性因素并叠加替代能源等多方面特殊因素影响，近来国际粮价上升成为引人注目问题。中国在不同粮食品种上贸易地位差异决定国际粮价对国内影响。中国作为最重要大豆净进口国，国际大豆价格飙升对国内影响较大。然而中国是小麦、玉米、大米等谷物净出口国，由于净出口量增长比较有限，国际价格飙升影响较小。
目前讨论粮价未来走势还需要关注的是，无论从学理还是和已有经验看，农产品价格上涨确会推动通货膨胀，另外宏观失衡通货膨胀也可能刺激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甚至超调。对这一点在我国农业政策史上有过教训。忽视通胀环境可能反转刺激提升粮价作用，是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政策偏颇并导致几千亿元巨额财务窟窿的认识根源之一。如果宏观总量性紧缩政策执行不到位，通货膨胀持续加重并显著改变农民对未来价格预期，农民存粮调节行为改变有可能导致短期粮食供求极大变化并推高市场粮价。
主要由于需求增加等原因，过去一段时期国际大宗资源商品价格飙升2-3倍。推论国际价格飙升是中国通胀根源，实际采用国际经济学中所谓“小国模型”分析思路，假设国外价格变动与中国无关，即中国是价格接受者。评估输入通胀观点，需要结合相关经验证据考察上述假设是否符合实际。为此笔者测算中国石油、铁矿石、铜、原铝等四种资源需求增量在全球相对比重，发现过去五年中国对上述四种矿产品全球需求增量贡献率分别为34%、51%、56%、85%，四项贡献率的简单平均值为56.5%，可见我国在这类市场是价格接受者的假设并不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作为快速成长经济体，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定阶段对资源性投入大规模和密集型增长是不可避免的，也完全具有经济合理性。中国需求增长会显著提升全球需求，并对全球资源供应国以及全球经济增长做出积极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这类产品短期供给弹性较小，我们需求增长也会通过“巨型经济体”效应在不同程度显著拉高国际价格。“巨型经济体”现实条件对观察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等诸多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具有重要认识意义，同时提示简单把国外价格上升作为中国通胀根源存在偏颇。至少就上述几种大宗商品而言，与其说是“外部输入通胀”，还不如说“通胀出口转内销”。
要理解新一轮通胀发生机制，无法回避总需求过度扩张与货币供应过快增长方面原因。过去五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率，近两年增长率更在11%以上，超过过去30年平均增速，也应超出潜在供给增长能力。晚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在需求面突出特点，是贸易顺差增长对总需求增长贡献率连续保持22%-23%，是此前20多年同一指标值10倍上下。尤其是2007年宏观经济明显偏热背景下，贸易顺差增长对总需求贡献率仍在22%左右居高不下，与1978-2004年该指标与宏观经济运行周期逆向变动形态构成鲜明对照。可见从总需求角度看，通胀主要是外需增长过快结果。
在人民币汇率调整滞后和我国大规模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背景下，贸易顺差增长与资本账户顺差同时发生，外汇储备超常增长，构成基础货币持续快速扩张压力。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大量发行央票试图对冲并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手段加以抑制，在外部经济关系严重失衡背景下仍难以有效控制货币供应过量增长。用外汇储备加上国内信贷衡量的广义货币增长率从2007年初从18%左右快速上升到最近23%左右高位，构成通货膨胀的货币扩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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