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有想法，世界都为你让路

　　日子如流，丈夫电大将毕业。

　　20世纪80年代初，在外读书的刘家四兄弟先后毕业了。刘家大哥偶然看到街上有卖鹌鹑蛋的，2毛钱一个，路边摊油条3分钱一根，街巷里兜售的麻花5分钱一根，游泳池8分钱能游一场，一颗2毛钱的鹌鹑蛋俨然高价。

　　察觉了养鹌鹑这个生财之道，四兄弟跃跃欲试，激动地酝酿起来，相约回新津老家一起商量。

　　印象里是在成都的高升桥路口，那时已是要道，公交车还没有规范的时刻表，人们挤在一个路口排队等车。丈夫抱着女儿，我站在一旁。路口熙熙，一家三口站成一幅参差的薄影。

　　大卡车接连唿啸而过，公共汽车却迟迟没有来。人群越发积滞，摩肩接踵，讷讷枯立。忽而，一辆疾驰的货车中翻落下些什么，风声唿旋，恍然一片绚艳，人群拥塞中，有东西竟直扑到我面前。

　　我下意识环抱，一只大公鸡径直落入怀里。如今想想，那个传奇故事似的早上，真是一个凿凿的好兆头。

　　回到新津，四兄弟商议好做孵化场。孵化小鸡也孵化鹌鹑，商定好便开工，先在三哥的院子里启动，只是还缺了必不可少的孵化设备，算算总要花上1000块钱。

　　这1000块的启动基金自然是四个家庭平摊，可我家的一份却怎么也凑不齐。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每月70多块钱，工龄又比几个兄长短些，到哪儿去找250块的存款？

　　“实在不行，就把我的手表拿去卖了。”急着筹钱，我倒也没踌躇。“行，以后都用电子表，机械表就用不到了。”丈夫随口答应。

　　像是调侃，我却知道他是在宽慰我。第二天，手表拿去红庙子市场，好在仍很抢手，换回188块。

　　那是块进口的英纳格手表，这块表是怎么来的呢？

　　记得上进修班的时候，同学的家长是供销社的社长，将这个手表的购买指标给了我。我买了那款玲珑雅致的英纳格手表，200块，几乎花掉工作四年多来的所有积蓄。

　　那几年，为了省钱，时常和同学合买一份回锅肉，中午俩人把肉吃完，晚上用油汤煮面，这钱就是这样一点点抠出来的。

　　说起来也有趣，那时同学们都觉得我“很有钱”。其实是个性使然，比如每当拮据，我便不参加聚会，待手头宽裕再去聚餐，抢着付账的总是我。

　　凑齐了1000块的启动资金，四兄弟着手在新津三哥的自留地上开始建孵化车间，大哥、二哥、三哥学电子、学数学、学农。人才济济，都各有分工。

　　老四永好学机械，孵化器由他动手做。一元钱一个的废汽油桶买来，剪成一条条自制成角钢。没有工人，自己做电焊工。

　　记得那天晚上，焊光伤了眼睛，夜已过半，我疾疾赶到街上敲开药房的门，买到一支可的松眼药水；山间料峭，车间孵化需恒温，电费开支却拮据，每一家都主动扯下了自家床上垫的棉絮，抱来工厂覆盖孵化器保温。

　　初期，我家里的小阳台上放了一个鹌鹑笼子，笼子分七层格，每一格养40只，笼底垫着报纸，接住网格中掉落的鹌鹑粪便。

　　学校的课间操时间，我总是匆匆跑回家打扫笼子，冲水、捡蛋，详细记录下产蛋量，产蛋周期，一天两次。日子匆匆，但每每看着整笼叽叽喳喳的鹌鹑，总是心花怒放，心底酿出母亲式的温柔。

　　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鹌鹑饲料，我们就用市面上的小鸡饲料添加蚕蛹粉配制。那时多亏有个大学同学分配在丝厂当医生，我才有幸买得到蚕蛹。

　　每过一个星期，先生就会骑着自行车，驮一麻袋蚕蛹回来，在离学校最近的一个米房打碎，回来添加到小鸡料中。

　　经过一次次调整配方，摸索蛋白与米糠的适当比例。我以一个医生的职业习惯，详细记录下配方调整后与产蛋量和生产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

　　新津车间生产初具规模，“供”与“销”蒸蒸日上。四家人各有分工，先生主要负责销售和采购原料。街巷未醒，我俩已经开张。

　　创业最初我还在学校上班，每隔一两天下班后，都会骑自行车赶去城里的东风市场帮忙结账，到了周末则带着孩子一起去帮忙卖鹌鹑蛋。

　　我们在成都的店面租在青石桥，每天凌晨4点，工厂把鹌鹑蛋送来。几个大型菜市场里，我们都摆下摊位，青石桥市场、红旗商场、东风市场。

　　我和先生、婆母几个人早出晚归，日夜循复。销售辛苦，饲料供给更是艰难，为饲料不断供，我也陪丈夫南北奔波。

　　说起来，那段日子最辛苦，赚到的钱不多，可心里总是喜悦。一枚鹌鹑蛋落地，就笑逐颜开。创造的获得感让人忍俊不禁，一分一厘、一时一秒都付诸行动，我和先生尽了全力、同心同德、心无挂碍，只觉得每一天都太短。

　　时代的羽翼

　　后来，鹌鹑养殖事业有了羽翼，周边农民也受此感召。技术日益成熟，每个鹌鹑蛋的生产成本降至一分多，售往全国市场。家家户户都在养鹌鹑致富，连机关的公务员都在养，清晨5点走在新津的街道上，家家户户都传出小鹌鹑的叫声。

　　养殖场所在地四川新津，也借此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

　　艰难的选择：放弃心爱的医生职业

　　事业有了起色，几家的女人也陆续在单位提交申请，各自准备辞职。

　　而我，对于辞职这件事踟蹰了很久。做离开医生岗位这个决定，到底犹豫了多长时间，我至今也没有仔细回忆过，像是潜意识里不忍。

　　我从不是一个贪心的人，为读大学放弃升职，日子拮据对朋友却大方……可放弃做医生这件事，连想一想都痛彻肌理，像是刺痛每个细胞。

　　念头一动，眼泪便簌簌地掉下来，似乎也不是哭的情绪，只是流泪，牵动心神地流泪。这些我从没跟丈夫说起过。心底的磐石，只靠自己慢慢去磨。眼泪掉了又止，像一个反复受伤的疤。

　　我们的育新良种场发展迅勐，销售任务也紧迫。丈夫一心忙着拓展市场，夜以继日。我也为此忙碌，每每骑车去市中区收账，单程便要整整一个小时。

　　夏天鹌鹑蛋超过了保质期就意味着滞销，听说重庆最大的销售地是两路口菜市场，我们装了40箱，每一箱1350个鹌鹑蛋，叫了一辆三轮车拉到了火车站，准备去重庆开拓市场。

　　到了火车站后，我守着三轮车，先生去买票，久等不来，距开车只有20分钟时，他才来了。原来站长不同意我们带这么多货，后来他好说歹说，费尽口舌，站长才勉强同意装上火车。

　　三轮车车夫、先生、我，三人来回跑动相互传递，刚搬完，火车就开了。

　　因为走得匆忙，先生连换洗的衣服都落在了三轮车上。他每天早起，在市场上先占位子，再拉个条幅，不断吆喝“鹌鹑蛋营养价值高，一个顶5个鸡蛋”。

　　去了半个月，回来后人又黑又瘦，整个人都瘦得脱相，看到我说了句“40箱终于卖完了”，倒头就睡着了。我看到心疼不已，但一想到要辞职，我的眼泪又忍不住，不由自主地摇摇头。

　　青石桥离我住的学校很远，来回路程两个小时，先生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每天来回跑，早上四五点就出门，接货，理货，开门销售。

　　一天晚上，他一点多还没回来，我坐立不安，内心暗生各种不好设想：“他是不是骑着摩托车掉沟里了？”“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终于按捺不住，看着孩子已熟睡，用枕头把床边倚住，免得掉下，我自己边哭边出门，向着丈夫必经的路上冲去。

　　走到一里外的桥上时，发现有灯火闪烁，我眼睛近视，稍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男人蹲在桥上抽烟，我怕极了，趁人没发现，掉头向回奔跑。

　　再等了一阵，先生回来了。人疲惫不堪，倒头就睡着了。目睹他每天这样奔波，我终日担心。那一夜，我哭了一个通宵，心撕心裂肺地疼。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回家来安心帮助丈夫创业和照顾女儿。

　　放弃做一名医生，也成了我一生最大的不舍。这放弃实在残忍，它不仅是一份职业，分明是梦想和骄傲——属于年少时我的唯一的梦，我曾那样视若珍宝！曾那样为之奋勇前行！

　　陪丈夫创业也是重要的工作

　　辞职后我们把家搬到了城里。丈夫再不用花几个小时在路上了，更全力投入工作中，辞职后，我全力支持丈夫初创的企业和陪伴女儿成长。

　　耳边也总有那个声音，像是一种自我暗示——它盘旋，又挥之不散，它说：用女人的肩撑起男人的一片天。

　　哪怕许多年过去，我还记得那个萧索的春节。天色渐沉，窄街里的狗吠了起来，有影影绰绰的惶然。

　　那时创业初启，为购买饲料原料，我和丈夫匆促北上。过年是在洛阳的叔叔家过的，大年初五，我们便把女儿留在了叔叔家，坐车到东北买粮食，那个时候购买粮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需要粮食局的批文。

　　我们找到了粮食局局长的家，在门口等了很久才得到答复，告诉我们过几天再来找他。

　　我们回到了住的小酒店里，那时生活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没有方便面，我们的衣服也没有带够，东北很冷，过年大街上没有几个人。

　　我们一直等，正月初九还没有消息，尤其是女儿正月初十要开学，还在洛阳等我们。我又舍不得花钱买机票回去接女儿，于是告诉婶婶我们不能马上回去，婶婶是当地的牙科医生，找了人让女儿在当地寄读。

　　等到正月十三，我们才得到批文，回到了洛阳，我和先生又都很忙，于是让女儿在当地寄读一学期。

　　四月份是女儿的生日。小小年纪第一次远离家门。因为工作忙，我没时间去洛阳看女儿，心中很是难受，我买了一条玉石的小金鱼寄给女儿，女儿视若珍宝。天天想念妈妈。

　　那学期结束时，我才得到机会去看女儿，女儿一下子像长大了许多，我问女儿想不想我。她悄悄拉我进了房间才说妈妈我好想你呀！说完哭了起来。

　　她居然懂得想妈妈时躲到卫生间去偷偷哭，我问为什么？她说免得舅姥姥着急，我小小女儿居然这么懂得体贴人！说得我心酸酸楚楚。我感受到女儿此时多么需要我。丈夫羽翼渐丰事业准备腾飞，我应该抽更多时间陪伴女儿成长！

　　我们觉察“洋饲料”接踵涌入中国农村，其中尤以泰国正大集团势头最盛，几乎占据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每年在饲料上就能赚走6亿元。

　　1986年暑假期间，忙碌的先生主动说带我和女儿去深圳玩。我们睁大眼睛不敢相信，真的吗？

　　到了深圳，一早坐车出门。车子开到了深圳的正大工厂时，看见门口排着长长的车辆，先生匆匆跳下车说了一声：“你们俩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进去看一眼就出来。”

　　我们俩下了车呆呆站在门口，一个小时过去，又一个小时过去，直到中午下班人群向外拥，还不见人出来，快到一点钟时，才见他热汗淋漓、兴冲冲地向我们跑过来，我顿悟此行的真正目的。

　　先生聪慧过人、触类旁通，短短几小时就抓到了核心。收获如此之大，也不枉我们娘儿俩在烈日下暴晒几个小时。

　　先生也喜不自禁，下午到晚上接连陪我们去了好几个旅游点。我心里猜测，这是要回返的架势，果不其然，第二天下午我们一家飞回了成都。知夫莫若妻！

　　商机当前，稍纵即逝。

　　很快，我们决定转型生产高档饲料。这是一场“饲料革命”。我们把过去赚来的钱悉数投入高档饲料的研发生产一创办了希望饲料科研所，聘请30多位专家教授兼任研究员；并广泛与海外学子建立联系，请他们提供国际先进的饲料信息，着手建设希望饲料生产厂。

　　当第一批“希望”牌饲料产出时，全数送给了饲养农户。反馈让人振奋，我们的产品足以和洋品牌媲美。那阵子，川西地区有一句广告语“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家喻户晓。

　　它是“中国第一则墙头广告”，也曾在电视台广告时段循播，从脚本到营销，正是我们当年的一个创举。我们派了很多人在乡村公路两边空余的墙头刷了这个广告，在中国农村处处可见。

　　这句广告词是当年我和先生及女儿晚上一边洗脚一边构思出来的，也让“希望”牌饲料声誉日盛，打破了外资饲料品牌长期独霸的市场局面。到1990年，希望饲料产量达到4000多吨，居西南三省首位，超过了正大集团的销量。

　　这是一场国产饲料和洋饲料的“拉锯战”。屡次“交手”，正大牌的领先优势不再，我们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竞争“战场”日增，上海、浙江、江苏、湖南……我和先生又为新赛道殚精竭虑。我们在成都成立了办事处，事业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我们招聘了一批人，包括国企员工、教师，等等，他们后来成为集团的重要管理人员。

　　我们的饲料很快成为一个知名品牌。那时四川内江有个局长，带着领导班子共8人，找到我们想要把企业卖给希望，那场谈判特别精彩，我当时在现场做记录，先生1对8舌战群雄。我深深被先生高超的谈判技巧所折服，双方最终达成合作。

　　合作报告上交到市里，这是国内第一个私企收购国企案例，因为没听说过，所以上级政府没有人敢签字。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个案例曾引起了《参考消息》的热烈讨论。一年后国家政策调整，允许民营企业参股式并购。此后，我们名声大振。

　　紧接着，上海马陆镇书记亲自带队来川向我们伸出橄榄枝，邀请我们去当地办厂。我和先生去当地考察时受到多方优待。办厂初期连车子和司机都是政府借的。

　　这个厂很快见成效，一举打出名，陆续收到了各种各样的邀约，希望去办厂，或者收购、兼并，我们到处谈合作，非常繁忙。印象中有一次先生和二哥出差一周，就商定四个合并业务。

　　当时，我们去各个地方谈合作，所到之处，都是省市领导接见。合作方和当地新闻媒体都等在舷梯下。

　　那时先生还没有秘书，他要先一步下飞机接受采访，而我总是一个人拖着重重的行李箱跟在后面保持一定距离，默默等在一边。没有人知道我是他的妻子。

　　1992年的“南方谈话”，是丈夫从《光明日报》上读到的。尘埃落定，我们喜出望外。

　　我们在全国建起三十多座工厂，有新建的，也有收购和兼并的。全国工厂要统一管理，想借鉴国外集团化的方式。十几趟往国家工商总局跑下来，终于闻得定论“国家允许组办集团化企业”。

　　1992年，“希望集团”注册成立，拿到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集团的牌照。“希望”之名取自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1988年在育新良种厂的题词：“中国经济的振兴寄希望于社会主义企业家。”